土耳其改革之路

Nizam-ı Cedid
(New Order) 新秩序
1826年6月14日「吉祥事件」
消滅土耳其Janissary禁衛兵團

有「近東病夫」之稱的土耳其在比「東亞病夫」中國早百幾年，就受到西方列強挑戰，自1699年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Austria)簽下卡爾洛夫奇條約(treaty of Carlowitz)此條約的簽訂是鄂圖曼帝國第一次向歐洲各國割讓土地，土耳其國運從此一直走下坡。




但要等到18世紀中葉，黑海北部沿岸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被俄國佔去後，才開始意識要改革，引入法國專家改革軍隊及西方軍事技術。

為了爭奪蘇丹權位的宮廷鬥爭使鄂圖曼政治混亂。蘇丹的血統繼承原則使得歷代蘇丹的子孫們都以激烈的生死角逐來決定最後的繼承者，奪取了權位的蘇丹也極力限制和迫害自己的兄弟子侄，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凡認真研究過鄂圖曼歷史的人都能注意到，鄂圖曼的前10任蘇丹個個聰明有為，是馳騁疆場的英雄。但後來的統治者又大多無能和墮落。

據統計，蘇萊曼大帝之後的17位蘇丹，多數是無能之輩，他們在位的平均時間只有13年，還不到早期的10位蘇丹執政期的一半。這並非出於巧合，而是由於土耳其實行的一種撫育和選擇制度所決定，這種制度不可能產生有為的統治者。

1603年後，為保證王朝的延續，在位蘇丹採用軟禁方法將自己的兄弟關在內宮。這種深宮生活培養不出勤奮有為的統治者，只能養出軟弱無能的享受者。

而且，他們出“禁閉”之前不得養育子女，於是，新蘇丹登極時根本不可能有子女，而當他們去世時，子女都還沒有成年，這就造成了寵臣和內宮長期當權的局面。

因此，10代以後的蘇丹不再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臣民，國家大權旁落於後宮女眷或權臣“帕夏”（pasa）手中，蘇丹則成為被操縱的傀儡，國勢也越來越弱。

近代土耳其的改革最先由軍事改革入手（1792—1807年），發起改革的是蘇丹謝里姆三世（III.Selim）。向西方學習、從事改革的思想也在這一時期逐漸滲入土耳其社會。

「新秩序」
Nizam-ı Cedid

然而歷史地看，土耳其改革可以上溯到更早時期。儘管穆斯林極端蔑視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但他們還是從歐洲的發展中看到了可供借鑒的東西。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使得新蘇丹塞里姆三世可以乘著全歐列強都在緊張地對付法國這個難得的時機，策劃並實施規模宏大的改革鄂圖曼武裝部隊的方案，目的在於將軍隊的技術裝備、訓練和技巧都提高到西歐國家軍隊的水準。

由於早期土耳其軍校中基本使用法語課本，聘用法國教官，謝里姆三世投入改革的軍界骨幹人物，包括他自己，基本上是親法派。

他也經常通過大維齊爾與法國國王交換意見，瞭解法國發生的騷動和法國建立“新秩序”的情況。後來，法國“新秩序”名詞成了土耳其改革方案的總稱。

謝里姆三世還派出專使前往歐洲考察，並收集有關歐洲各國的情報。專使回國後，呈遞了一份關於歐洲尤其是奧地利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情況的報告。

1791年，當鄂圖曼軍隊正在回師途中時，謝里姆三世給軍政和宗教界的22位高級人員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們就造成帝國衰弱的原因發表意見，並提出改革建議。

其中兩位基督教徒順應蘇丹的命令，以“拉伊哈”（Layiha，一種奏摺形式，類似1789年法國的陳情書）形式做了答復，提出了在鄂圖曼土耳其實行軍事改革的主張。但怎樣進行軍事改革，各派卻有不同意見。

保守派想通過恢復土耳其黃金時代的軍事辦法來弘揚鄂圖曼的軍事榮譽。

浪漫主義者和妥協派則打算以法國為師，將法蘭克式的訓練和武器逐步引進現有軍隊中，他們強調，這實際是在恢復鄂圖曼的光輝過去。

激進派認為舊的軍隊已經無法改革，他們呼籲蘇丹建立一支徹底按照歐洲方式進行訓練和裝備的新軍。

後一種徹底按照歐洲方式進行訓練和裝備的新軍的主張雖然在宮廷中遭到辱駡，卻正是謝里姆三世本人所傾向的。

謝里姆三世立即將之訴諸行動，下令成立一個由改革派人士組成的委員會，連續頒佈一整套後來被稱為“新秩序”的新訓令和新條例，包括各省總督官制、地方稅收、穀物交易管制的條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照歐洲方式訓練與裝備新式正規化步兵軍團(Nizam-ı Cedid)。

為籌措改革經費，還專門成立一個財政局，對已收回的和被沒收的采邑封地，以及煙、酒、咖啡等商品等實行徵稅。

耐人尋味的是，“新秩序”Nizam-ı Cedid最初是指新制度各項條例，後來卻幾乎變為專指在這個制度下建立的正規軍隊的名稱了。

儘管如此，謝里姆三世還是使自己的新式軍隊發展到了一定規模：到1806年，他所建立的這支軍隊已發展到2.5萬人。




他們戴著貝雷帽，穿紅色制服著馬褲，背著來福槍，在遠離首都的郊外由法國教官和已經歐化的土耳其教官指導著進行現代化的操練。儘管謝里姆三世小心謹慎地躲避保守勢力對改革的抵制，仍然沒能頂住宗教保守勢力和禁衛軍兵團的聯合進攻。

1805年巴爾幹顯貴們反對謝里姆三世在當地徵兵，發動了暴亂。謝里姆三世被迫將新軍團撤出該地區，誘發了1807年禁衛軍兵團大規模騷亂。

謝里姆三世被迫退位（1808年），禁衛軍兵團推舉其弟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即位。，改革夭折。但他點燃的改革之火，卻從此在土耳其燃燒起來。

1808年，支持謝里姆三世的軍隊進軍首都君士坦丁堡，要求謝里姆三世復位，穆斯塔法四世拒絕，更殺死了謝里姆三世，穆斯塔法四世自己隨即也死於亂軍之手。

帝國的再生

穆斯塔法四世之後登上蘇丹寶座的是有「土耳其的彼得大帝」之稱的麥哈邁德二世（II.Mahmut）。

麥哈邁德二世是謝里姆三世的堂弟，一方面受過傳統的鄂圖曼式王室教育，熟知土耳其語和伊斯蘭語、宗教和法律、詩文和歷史。

另一方面，由於一直與退位後的謝里姆三世軟禁在一處，因而受到了謝里姆三世改革思想的較多影響，但他對西方並不瞭解。作為王室的唯一倖存者，是禁衛軍兵團和宗教保守勢力將他扶上了蘇丹寶座，因此麥哈邁德二世幾乎完全處於保守勢力的控制下。

加上當時土俄矛盾複起，塞爾維亞的民族起義和希臘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新動向，他在即位18年後（1826年）方將理念中的改革付諸實施。此前他已不動聲色地將政府各重要崗位換上了自己的忠實臣僚，只待適當時機出現。

　　麥哈邁德二世改革也是從建立新式軍隊著手。1826年春天，他在安納托利亞民兵的保護下，宣佈建立新正規軍的命令，稱其為“毛來姆•愛希金吉”（意為受過訓練的衛兵），埃及總督應召派來了所需的教官。

為了避免重蹈謝里姆三世覆轍，麥哈邁德二世下令在禁衛兵團中抽調人員補充新軍，同時使用已經西化的穆斯林擔任新軍教官。

這樣，1826年6月14日麥哈邁德二世巧妙地得到了禁衛兵團上層軍官和烏萊瑪的贊同，並在宗教領袖穆夫提支持下鎮壓了士兵反對改革的暴亂，趁勢正式解散各地的禁衛軍兵團(Janissary 耶尼切里兵團)，鎮壓的第一天就有10000名禁衛軍當日被殺，與該兵團有密切關係的教派組織貝克塔什托缽僧團亦被取締。

麥哈邁德二世鎮壓禁衛軍兵變的炮轟，對禁衛軍來說自然是一場噩夢，對改革派來說，則意味著障礙的掃除。正因如此，那次血腥鎮壓被捧為「吉祥事件」(The Auspicious Incident)，而曾經是土耳其禁衛軍聖地的卡拉格基派修院也漸漸被廢棄，改用，遺忘。

這次土耳其歷史上的「吉祥事件」，使禁衛兵團作為一支反對西化改革的有組織武裝不復存在。

麥哈邁德二世將新軍指揮權交給一位被稱為“塞拉斯克”的官員，請來歐洲教官訓練，使用歐洲人編寫的教材。普魯士在土耳其人對新軍的訓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並促進了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

在海軍整頓方面，麥哈邁德二世主要依靠美國船舶專家和英國海軍顧問。麥哈邁德二世還建立了幾所技術學校和軍醫學院，在這些學校使用法語授課。

同時還經常派送畢業生去歐洲深造，軍隊內新型軍官的數量因此不斷增加，他們在後來成為土耳其改革的重要力量。

但16世紀以後，由於新的戰爭方法和戰爭技術的發展，蒂瑪爾騎兵在戰爭中不再具有優勢，領取薪俸的正規隊伍成了土耳其軍隊主力。於是，國家將一些蒂瑪爾（軍事領地）收歸皇室，交給包稅人經營，國家從包稅人手中收繳稅款，以充軍用。

麥哈邁德二世的改革就是將餘下的蒂瑪爾都納入國家管理體制。據統計，當時土耳其境內的蒂瑪爾總數大約2000多個，除部分人員被編入騎兵大隊外，餘下人員每年消耗養老金就達12萬帕斯。

而維持一支1.2萬人的新軍，一年僅需3.4萬帕斯。雖然包稅人對已成為皇室領地的蒂瑪爾管理得不好，稅收也不理想，但這一舉動至少強化了中央集權，加強了蘇丹對地方的控制，對進一步消滅封建因素至關重要。

雖然麥哈邁德二世在土耳其進行各種改革也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此時的土耳其帝國有嚴重的内憂外患，麥哈邁德二世的晩年為西方列強，尤其是俄羅斯強取豪奪所苦。

在第8次俄土戰爭(1828～1829)，俄國利用希臘獨立戰爭，進一步南下亞，直逼君士坦丁堡。最後俄國獲得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島嶼和黑海東岸。

麥哈邁德二世在俄土戰爭以及與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入侵軍的戰爭中連遭失敗，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獨立運動澎湃高漲，結果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喪失了阿爾及利亞、比薩拉比亞、希臘等大片屬地。

最後麥哈邁德二世健康惡化，1839年6月30日得肺結核病去世。長子阿卜杜勒．麥吉德（I.Abdülmecit 1839-1861）繼位。

麥哈邁德二世近代化改革延續了土耳其帝國的生存使其不致於滅亡，對日後土耳其坦志麥特(Tanzimat語意為「再次改革」)改革有很大的影響。

坦志麥特變法

坦志麥特推動社會現代化發展和減低回教教士影響的一系列改革（1839～1876）。這一系列改革的第一步（1839）是尋求轉變政府對待人民和財產的方式，並改革徵稅和徵兵政策。

坦志麥特後來的改革（1856）建立一個世俗的學校體系和一套新的法律制度。雖致力於政府行政的中央集權化，但因所有的權力集中在蘇丹身上而未果。在承諾民主改革的同時，通過了1876年的憲法，試圖避開歐洲勢力的干涉。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II.AbdülHamid1876～1909）蘇丹在位期間坦志麥特（Tanzimat）改革運動達到最高潮。在推動第一部鄂圖曼憲法（目的在阻止外國干涉內政）十四個月後，土耳其的君主立憲運動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終止，之後開始他的暴君政治。

土耳其放棄立憲又死抱這些「土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未觸動根本的改革跟失敗的中國的洋務運動一樣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土耳其的落後面貌，當然更沒有扭轉帝國的衰落趨勢。

1876年，中國仍在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土耳其已嘗試落實憲政，試圖從制度方面改革土耳其，但土耳其先走100年也沒有用，最終還是與中國同一下場，到20世紀初要與中國，一同派留學生到澈底西化成功的日本學習。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利用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結合帝國外部的穆斯林力量，漢志鐵路（Hejaz Railway）就是由世界各地穆斯林出資修築。

土耳其人民由於對他的專橫統治不滿，又憤於歐洲人干涉巴爾幹半島諸國（Balkans）的事務，1908年爆發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s）的革命，推翻其統治。(網整)




دولت ابد مدت("永恆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