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國(教宗國)

羅馬教皇(教宗)在756～1870年間擁有主權的義大利中部的領土。在千百年間，教皇國的領土範圍和教宗的權威對歐洲有極大影響力。

羅馬的主教到了第四、第五世紀，所面對的政治現況，而逐漸有了「教皇」或「教宗」的稱呼。

從教宗到神父的職權，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制度，稱為「聖統制」。「聖統制」的演變，隨著時代的需要，由隱晦而明顯，由簡單而複雜，由散漫而嚴謹，並非一成不變，而且，受到羅馬政治制度的影響相當的深遠，教會的整個組織，實在可以說是羅馬帝國組織的翻版。

羅馬教宗逐漸被公認為天主教的最高領袖，那就是說，他擁有「首席權」。羅馬教宗的「首席權」，可以從神學和歷史兩方面來解釋和說明。在神學上，「首席權」的根據是聖經上，耶穌對“西滿伯多祿”說的那句名言：「你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不能戰勝他，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磐石”的希臘文發音就是“伯多祿”。

“西滿”，這位宗徒，也就從此改名為“伯多祿”，受耶穌親自指定為宗徒之長，領導耶穌所創立的教會，“伯多祿”既然身為羅馬的主教，他的繼承人，當然也就成了教會的最高領袖，天主教承認羅馬教宗的「首席權」，當然也就成了教會的最高領袖，天主教承認羅馬教宗的「首席權」，它的神學根據，就是瑪竇福音16章的17到19節的這一段話。

從歷史的演變來說，羅馬教宗「首席權」的確認，就不是這麼的簡單和清楚了。羅馬主教演變為教宗、教會的最高領袖，這是逐漸發展的，當然也是受到了環境的影響，另外呢，「首席權」和過去歷上的「首席權」有著蠻大的距離。在中古時代教宗「首席權」，不僅是指信仰和道德上的「訓誨權」，尤其指的是教會的行政上的「統治權」，而且，還包括有俗務上的「政治權」。

「訓誨權」、「統治權」、「政治權」這三種權力的演變，無論是在時間上或地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教宗「首席權」中表現得最早的是「訓誨權」，而且是最普遍的被接受。要說明這一點，最好的例子是異端問題的處理。在歷史上比較重要的，像“亞略”派、“聶斯托里”派、“一性論”等，也都發生在東方。

君士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京都，亞歷山大里亞大城是教會的學術中心，耶路撒冷、安提約基亞是初期教會的發源地，這四座初期教會的重鎮，在教會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或因環境的重要，或因出自宗徒自己所親自創立，因而他們的主教，被尊稱為「宗主教」，帶有一方之宗的色彩，都是位高望重，為信友們所景仰。但是，每一次異端發生之後，爭論的雙方最後都轉向羅馬，要求羅馬的主教出面解決。

至於「統治權」呢，那就發展得比較的慢了。在教會初期的教難時代，地方教會大多各自為政，採取自治的方式，獲得自由以後，教會的地方性仍然繼續存在，羅馬很少能實施它管理的力量。自從君士坦丁堡成為帝國的京城以後，該城主教的聲望也隨之水漲船高了，幾乎要與羅馬的主教分庭抗禮之勢，以期能取代東方教會的領導地位。

而西方呢，自從蠻族入侵以後，政治混亂，交通阻塞，各地方教會與羅馬的聯擊更形困難，等到各蠻族紛紛建立王國以後，各地的主教受限於當地的國王，也就多疏於和羅馬連絡，加上省會主教圖謀增強自己的權力，地方與羅馬之間的隔膜，也就更是有增無減了。

這種情形，在整個中古時代都繼續的存在著，這也正說明了，羅馬教宗對整個教會的「統治權」，是受到時間和地域的限制。

從公元756年，教皇國正式成立，到公元1870年義利利統一，羅馬教宗也兼任一國之主，「教皇」這個稱呼，也正可以說是名實相符呢！但是，早在「教皇國」成立以前，羅馬教宗已經擁有了「政治權」。

公元756年的事件，僅僅只不過是使已經既成的事實呢，獲得法律上的認可而已罷了！正當蠻族入侵時，羅馬教會已經擁有廣大的土地，遍布於阿爾卑斯山的南北，這些土地都是歷代的教友捐獻給羅馬教會或聖“伯多祿”的。為此之故，有所謂「聖伯多祿的財產」的名稱。

同時帝國的衰敗，已經沒有能力應付蠻族，羅馬教宗為了保護教會的財產、維護地方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得不與入侵的蠻族去交涉，而變亂之後，地方的重建與秩序的恢復，都期待於羅馬的主教。

公元451年，匈奴王“阿提拉”之圍困羅馬，455年，從北非入侵的汪達爾人洗劫羅馬，都是人民請求教宗出面與強敵周旋，第六世紀的後期，倫巴人進入義大利，君士坦丁堡的主子鞭長莫及，對之無能為力，駐守在拉溫那的皇帝的代表，更是啊，自身都難保，而這時候負起保護羅馬，抗拒倫巴人的責任，就是羅馬教宗，無形之中，羅馬教宗成了羅馬和義大利的實質領袖，他在處理俗務上的權力，也大大的增強了，最後，終於導致了「教皇國」的出現。

教宗以實力與蠻族周旋，他獨當一面，或以武力抗拒蠻族，或以外交締結和約，竭力處理俗務。前面，我就已指出，無形之中，教宗就成了羅馬和義大利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這是「教皇國」的事實基礎。然而，在名義上，拜占庭的皇帝還是義大利的統治者，羅馬教宗還是用在東方的皇帝的名號來計算年代，這種名實不符的關係，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公元727年，教宗“額我略二世”就致書給在東方的皇帝“利奧三世”，向他清楚的表達了脫離拜占庭，謀求獨立的趨勢。從此以後，拜占廷對西方，在名義上的領導也漸漸消失，東西方在政治上也從此決裂。

但是啊！義大利的政治問題，並沒有因此而獲得解決。拜占庭的勢力既然已經退出了義大利，勢必要有另一個政治力量來取代，可是，誰能承擔這份領導義大利的責任呢﹖這就是羅馬教宗所面臨的問題了。

公元八世紀的「倫巴王國」中，出現了幾位強有力的國王，他們都要有席捲義大利的雄心，教會不單在土地和經濟上會蒙受嚴重的損失，而在執行教宗的任務上，也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羅馬教宗，既然已經離開拜占庭皇帝的統治，當然也就無意屈服於倫巴族的國王之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即可抵禦倫巴人長期不斷的侵略，又可維護教宗的「政治權」和「教權」的獨立。說得更清楚些，那就是羅馬教宗需要一個新的盟友。

公元739年，倫巴人攻陷了波隆那一年之後，教宗“額我略三世”致書給當時還是法蘭克王國的宮廷執政「鐵鎚查理」，要求他協助自己共同抗拒倫巴人，而這時的“查理”正和倫巴人結有盟約，一致去抗拒從高盧南方北上的回教勢力，就拒絕了教宗的請求，於是倫巴人就變本加厲。公元751年，佔據了義大利的北部要塞拉溫那，拜占庭駐守在義大利的總督，也就此消失，拉溫那的陷入倫巴人之手，當然也就直接威脅到教宗領土的安危。

公元753年，倫巴人揚言要直接攻打羅馬城，當時「鐵鎚查理」早已去逝，教宗“史提夫二世”才剛繼位不久，就向「矮子丕平」求救，而「矮子丕平」也才因羅馬教會的支持，廢了「梅羅文加王朝」君主，篡立為王，所以對教宗“史提夫二世”的要求不便拒絕。這一年的冬天，教宗親自去法蘭克，次年的元月，與“丕平”第一次見面，說明來意，願意締結和平的盟約，同時處理「聖伯多祿的財產」和羅馬共和國的問題。

754年的復活節，“丕平”召集全國會議，決定派遣大軍協助教宗。以收復教會失去的土地，幾個月以後，教宗再度親自祝聖“丕平”為法蘭克王，四年前，“丕平”已經由法蘭克的主教“鮑尼法斯”祝聖為王，現在，則是教宗再次舉行這項儀式，也就更強了法蘭克人與羅馬教廷之間的關係。

公元755年，“丕平”的大軍攻入義大利，「倫巴王」戰敗投降，並且答應歸還所有從教會佔據的土地，“丕平”班師回國後，「倫巴王」不但食言，還揮軍直搗羅馬，“丕平”也就再度率軍南下，攻下倫巴的城鎮，下令收集所有降服了的城鎮的鑰匙，派專使送到羅馬聖“伯多祿”安葬的墳前，像徵他將征服的土地贈獻給羅馬教宗，這個事件是歷史學家們公認的「教皇國」正式誕生。

“丕平”將所收復的土地歸還教會，而且，還立下憑據，這就是所謂的「丕平的贈獻」。從教宗“史提夫二世”的傳記，得知當時“丕平”所贈獻城鎮的名單，大概說來，北起波河流域，沿亞得里亞海向南，橫越義大利中部，直到羅馬城與地中海，形狀有如啞鈴。

後來，查理曼大帝在774年討代倫巴第，又重新承認「丕平的贈獻」，而且，還增加一些新的土地，從此開始，羅馬的教宗，不僅是一位宗教領袖，而且，還是名符其實的政治統治者，也因此，羅馬教宗一方面被捲入義大利的政治漩渦，從事各種不合宗教領袖職位的活動。另一方面，他的職位也成為野心者的角逐控制的對象。「教皇國」的存在，就教會立場來說，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在歷任教皇中十一世紀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鼓吹發動十字軍暴行榮耀教主的名，殺人放火，搶劫掠奪，奴役蹂躪都成了合法造成生靈塗炭。設立的“異教裁判所”又造成了許少冤魂。

1870年8月，羅馬爆發了反抗教皇政權的人民起義，意大利國王進駐羅馬，意大利完成統一，教皇權力被剝奪，並被迫退居羅馬城內西北角梵蒂岡。1929年2月11日簽訂了《拉特蘭條約》，意大利認為梵蒂岡這塊地方屬愉教皇，規定從同年7月起成為獨立的城市國家。國名全稱就叫梵蒂岡城國。

梵蒂岡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教皇是國家元首，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領袖。教皇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梵蒂岡的國徽集中說明了教皇在城國的地位。國徽的圖案是：兩把交叉著的天國鑰匙，托著教皇登基時的帽子。

這種稱作“三重冠”的帽子，有上中下三層，象徵著教皇擁有的神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關于“神權”，當時在西方是封建專制的靈魂，和東方的“皇帝”起一樣的作用。